地方政fu，着分别设立耕地租佃委员会，处理有关租佃事宜。
耕地租佃期，不得少于六年，其原约定租期超过六年者，依其原约定。
耕地租约一律以书面订立，租约的订立、变更、终止或换订，应由出租人和承租人申请登记，并书面订明地租的数额、种类、承包标准、交付日期、地点及其它有关事项。
丰产不加租；耕地因灾害或其它不可抗力导致农作物歉收时，承租人得请求租佃委员会查勘歉收成数，议定减租办法；耕地因灾歉收获量不及三成时，应予免租。
出租人不得预收地租及收取押金。
耕地租约期满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出租人不得收回自耕：一，出租人不能自任耕作者；二，出租人所有收益足以维持一家生活者；三，出租人收回耕地，致承租人失其生活依据者。
……”
这一本质上是“和平土改”的方案，后来逐渐推行到了全国，基本上成功地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，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，也大大改善了乡村底层民众的生活，还为全国的工业化注入了很大的一笔资金。
然而，虽然这份条例在川鄂湘赣四省联合议会获得了高票通过，推行过程中却仍然遇到了许许多多的阻碍。
甚至就在这份条例在议会大厅里审议的时候，许多四川籍的议员，就站出来反对，认为这种做法对于地主是极大的不公平。四川的许多革命党人，家里也是大地主，当初部分同盟会员组织共进会的时候，就是因为四川同志的坚持，才取消了“平均地权”的一项基本纲领。
王麟费尽唇舌，才说服大部分人。原来这个条例的并行办法，对于耕地出租人也给予了很大的补偿，正在修建的铁路及政fu创办的水泥、造纸等公司，发行的股票将作为地主转让土地的补偿，酌量发放。而这个时代的不少人都认识到了，投资工业显然要比农业更划算，这一补偿极大地减少了这一方案推行的阻力。
然而，仍然有许多地主，在一开始的时候，对于这个方案，非常抵制，这种抵制，更多是出于一种误解和传统中国有钱就置地的习惯。就连王麟的父亲，对于王麟的这一做法也有些不理解，然而他却不得不支持自己的儿子。
正如同这个时候大多数的士绅一样，王家大大小小也算个地主，名下的土地也有数百亩。
为了推行“三七五减租”，王麟劝告乃父，将土地近乎无偿地转让给了承租人，他的这一做法，得到了一些革命党人的效仿。四川忠县的首富，革命党人吴恩洪，也将自家的大部分田产无偿地转让了出去。
不过，这种行为毕竟不可能为大多数人取法。王父把土地转让出去，就暗暗气闷。两个儿子中，大儿子有了如今的身份、地位，就不去说他了，小儿子竟也效仿乃兄，投入军中，把家族的生意完全抛在了一旁。这还不算，这小子如今有大哥撑腰，竟然不同意自己给他安排的联姻，说什么“包办婚姻要不得”。这可让老头子气得够呛，在家里一言九鼎惯了，王父心中一时还适应不来如今他这个大放异彩的儿子。好在，王父也是极为精明的人物，对于儿子的所有做法，他即使不理解，公开场合也是完全支持，为此他差不多把家族生意都停下了大半，而不是听凭某些亲友的撺掇，把自家的产业转移到两湖来，大办特办。笑话，自己的儿子是要做大事的人物，岂能因为些许阿堵物败坏了名声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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