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始了以北京为都城的长达260多年的统治。
顺治元年(1644年)十月,清军分南北两路进攻大顺军:北路由英亲王阿济格、吴三桂、尚可喜率领经大同、榆林、延安南下,南路由豫亲王多铎、孔有德率领经河南进攻潼关。同时,肃亲王豪格率领的一部清军业已占领河南、山东一些地方。翌年(1645年)正月,多铎在潼关击败大顺军,李自成率主力连夜撤回西安。潼关为清军所占,入陕门户洞开。阿济格部清军进入陕北后,以一部分兵力围攻据守榆林、延安的李过、高一功部大顺军,自己领兵南下西安。自此,李过、高一功部被切断了往西安的退路,被迫放弃陕北,取道汉中,由四川入鄂。在清军两路重兵合击下,李自成不得不放弃西安,取道商洛、豫西,转入湖广襄阳。
占领西安后,清廷命多铎部东进南京,摧毁弘光政权,命阿济格部继续追击大顺军。此时,50万大顺军已是军心涣散、纪律松懈、指挥混乱,在清军追击下,在襄阳、九江等地连败十三仗,丧失了全部辖地。五月,李自成率兵一部退至湖北通山县九宫山时,遭当地地主武装袭击,不幸牺牲,大顺政权遂而瓦解。其余部30余万后来在李过、李来亨等领导下与南明政权联合,继续抗清,最后于康熙三年(1664年)失败。
张献忠的大西政权由于地处四川一隅,对全局无太大影响,所以清廷在摧毁大顺政权和弘光政权之后,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割据一方的大西军。顺治三年(1646年),豪格率清军由陕西入川,征讨“大西”政权。十一月,清军对张献忠在西充的大营发动了凌厉的攻势,农民军兵败如山倒,张献忠也在此役中中箭身亡。大西政权随之瓦解。其余部在孙可望、李定国领导下南走云贵,逐步走上联明抗清的轨道,成为永历朝的军事支柱。后来孙可望投清,李定国继续斗争,坚持到清康熙元年(1662年),最后失败。
明朝灭亡后,福王朱由崧监国南京,后即皇帝位,改元弘光。在面临战争这个关系命运存亡的问题上,也是举足失措。他们天天讲“讨贼”、喊“中兴”,报君父之仇,把主要危险和敌人看成是李自成和张献忠等农民军,以全力防御。其实他们对北方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,还看不到威胁南明存亡的已不是农民军,恰恰是清政权。六月间,史可法在《款清灭寇疏》中,还强调:“目前最急者,无逾于办寇矣。”事实是,农民军已被清、吴军击败,退到陕西后,一蹶不振了。而清已据有北京及其畿辅地区,正在准备南下。史可法及南明决策人还不以为意,说:“但清既能杀贼,即是为我复仇。予以义名,因其顺势,先国仇之大而特宥其前辜,借兵力之强而尽歼其丑类,亦今日不得不然之着数也。”他们把清入京看成是帮助明朝复仇的友好举动,主张继续借用清兵全歼农民军。与清议和,实行“联虏击寇”的方针,是举朝一致的意见,已成为南明一项国策。
顺治二年(1645年)四月辛未,清军围攻江北重镇扬州。督师江北的兵部尚书史可法率城中百姓抵御清军,最终扬州在被围五天后沦陷。清军攻破扬州之后进行了十天屠杀,史称“扬州十日”。五月初八己丑,清军自瓜洲渡江。清军攻克南京后,多铎命降将刘良佐带清兵追击弘光帝。五月二十二日癸卯,总兵田雄、马得功、丘钺、张杰、黄名、陈献策冲上御舟,劫持弘光帝,将其献给清军。豫王多铎命去锁链,以红绳捆绑。五月二十五日丙午,朱由崧乘无幔小轿入南京聚宝门,头蒙缁素帕,身衣蓝布袍,以油扇掩面,两妃乘驴随后,夹路百姓唾骂,有投瓦砾者。多铎在灵璧侯府设宴,命朱由崧居于北来太子之下。宴罢,拘弘光帝于江宁县署。
弘光政权覆灭后,东南地区先后又出现了两个明政权。顺治二年(1645年)闰六月二十七日,张肯堂、黄道周、郑芝龙等旧明官僚拥立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即位,年号隆武,是为隆武政权。次日,张国维、张煌言等另一批旧明官僚拥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,是为鲁王政权。两政权都占有一定地盘,拥有一定兵力,但政治腐败、内部分裂,相互间不能协同作战。
顺治三年(1646年)正月,清廷命博洛为征南大将军,南下浙、闽。五月,清军趁天旱水浅之机渡过钱塘江,鲁王江上诸军皆溃。六月,清军攻占绍兴,鲁王逃往台州。不久,浙东政权军事统帅方国安以及马士英等降清,宁波、温州、义乌等地失守,清军据有浙江大部。鲁王逃往海上,先后依靠郑彩、张名振、张煌言、郑成功等保护。顺治八年(1651年)九月,浙东政权的最后根据地舟山岛被清军攻占。鲁王往依郑成功。顺治十年(1653年)自去“监国”号,浙东政权结束。博洛攻占浙江后,立即挥师南下,分兵两路经衢州、广信(今江西上饶)扑向福建的隆武政权。金声桓部清军则开始攻赣州,进迫福建,切断唐王与湖广的联系。同时,隆武政权掌握兵权的郑芝龙暗中降清,“尽撤关隘水陆诸防”,使清军从容越过福建的门户——仙霞岭,八闽望风瓦解。朱聿键由延平急奔汀州。清赵布泰军经崇安进占福州,郑芝龙率11万军队投降。接着,清军攻占漳州、泉州、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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