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此言大谬，姜子牙不过一渔夫，如果不是周文王破格提拔为丞相，哪来后面的武王伐纣，一统天下。
商鞅也不过一白丁，如果不过秦孝公破格提拔为相国，哪来后面的商鞅变法，让秦国雄于天下，更不会有后来的秦始皇一扫六合，天下归一。
诸葛亮也不过一村夫，如果不是刘备三顾茅庐，拜为军师，哪来的蜀汉王国，三分天下…”岑文本滔滔不绝道。
岑文本是李恪的心腹大臣，自然知道王玄策是李恪的人，在王玄策的升官问题，自然是支持的态度。
“岑大人此言听起来颇为道理，但实际上是在偷换概念，房相以上举得的这些例子都是发生在乱世，乱世用重典，破格提拔个把人才有情可原，但现在的治世，房相用乱世的用人标准来衡量治世，岂不可笑？”褚遂良沉声道。
“褚大人此言本官同样不敢苟同，本宫以为无论是治世还是乱世，人才都是治理国家的基石，都应该提拔重用！”马周笑道。
马周也是寒门出生，自然支持寒门。
“本官没说人才不重要，也没说人才不能提拔，但这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不能一下子就连升几级或者十几级吧，这样下去，朝廷不得乱套吗？”褚遂良冷声道。
两拨人谁也说服不了谁，于是便出现了大唐朝廷上喜闻乐见的一幕——干仗。
唐朝的文官可不是后世宋明时期的文官那样软弱…
好像大家一提到古代的文人书生，总会给人以一种固定而刻板的印象，无论他们是金榜题名的幸运儿还是名落孙山的失意者，都是以“文弱”、“手无缚鸡之力”的形象深入人心，当然更有“四体不勤五谷不分”之类的嘲讽。
但实际上，这些印象往往以偏概全，在历史上，更不缺乏既能舞文弄墨，又能驰骋江湖沙场的文人豪杰，尤其是在大唐盛世。
大唐尚武之气盛行，无论是武将还是文人都是剑不离身。
唐朝作为封建时代的盛世，其书生们也彰显了不一样的气质风范。
对于他们来说，持剑和提笔一样都是必备的家常便饭，而宅在家里摇头晃脑“两耳不闻传闻事”的书呆子习气是根本不存在的。
他们或纵横大江南北，游侠仗义；或投笔从戎，驰骋边塞。
李白的“十步杀一人,千里不留行”，字里行间则充满了杀气腾腾；而王翰的“醉卧沙场君莫笑,古来征战几人回”，则充满了置生死于度外的不凡气度。
就连以“山水田园诗”著称的王维，也能写下“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”、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这样充满西域苍茫色彩的诗句。
而唐朝更是出现了高适、王昌龄、岑参等等从军入伍，讴歌描绘边塞军旅风光的“边塞诗派”，这在历朝诗词流派中更是前所未有的。
更有甚者，出于对军旅军功的极力推崇，以致于对自身的文人身份都大胆提出了“否定”。“初唐四杰”之一的杨炯就直言不讳的写道“宁为百夫长，胜作一书生”。
“诗鬼”李贺更是用“男儿何不带吴钩，收取关山五十州。请君暂上凌烟阁，若个书生万户侯？”
用这样气势非凡的诗句，充分表现了对军功的向往和对文人的不屑，也许在其作诗之时，都忘记了自己本身也是个著名文人。
所以认为唐朝文人手无缚鸡之力就大错特错了，他们下马能治国安邦，上马能提刀砍人。
唐朝文人在政见不和的时候，往往是先和对方讲道理，道理讲不赢就干仗。
今日也不例外，刚开始他们是因为对于人才的看法不同分成了两派。
一派是以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为代表，他们对于人才的意见是，人才可以提拔，但必须循序渐进，一步一个台阶。
一派是以房玄龄、岑文本、马周等人为代表，他们对于人才的意见是，只有是人才，就可以破格提拔，即便是一步登天，出将入相也在所不惜。
刚开始两拨人引经据典，睁得不亦乐乎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两拨人马都有点不耐烦了，也不知是谁先动的手…
此人的出手就如同点燃干柴烈火的那根火柴，一发不可收拾，自然而然便演变成了一场群殴。
长孙无忌这老小子阴险狡诈且眼疾手快，趁房玄龄不注意一脚就把他踹了一个狗吃屎，房玄龄也不是吃素的，爬起来一个长拳就把长孙无忌的左眼打成了一个熊猫眼。
褚遂良见长孙无忌吃亏，立马跑上前帮忙，岑文本左脚一伸，褚遂良立马就被绊倒在地，褚遂良怒不可遏，随手就把手中的笏板扔向岑文本，正中岑文本鼻尖，岑文本立马血泪横飞。
笏板，是古代官员觐见皇帝时手中所持的板子，笏板一般用竹子或象牙做成，最初的作用是记录皇帝的旨意，防止忘记，就像是今天我们所使用的记事本。
纸张普及后，笏板成为礼仪用品。清朝时，笏板被废弃使用，这种历经了千年的大臣专用办公用品退出历史舞台。
笏板的长度大约2尺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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