石韬这一解释，三人很快明白过来，郡守不愿处处受制于一群土着，因此打算将流民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，可的落人口实，却似乎有些多余了。
李子游说道：“郡守何须向官府借贷？直接将财帛划拨出来不就行了么？富户们还敢质疑不成？”
羊玄道接口道：“是啊，郡守府账面上的财帛虽是收取的税赋，可一旦进入郡守府的府库，便与那些富户再无干系，而安置流民乃官府应尽的职责，郡守何须顾及富户们的想法？”
石韬看了二人一眼，却未立即回答，二人说的也不无道理，他现在是东莞县的一把手，即便挪用公款，也未必有人敢拿出来说事，但他的想法并不仅仅如此……
以产权作抵押向官方借贷本为前世最平常不过的事，他有心在商贾与官府之间建立此种互利互惠的桥梁；
他此时有着双重身份，不但是东莞郡最高长官，且很快会成为东莞最大的资本家，这种公私难分的身份，若长此以往，对今后的发展尤为不利，眼下的势力范围还仅限于东莞县，无论官方，还是经商一事都还能完全把控，但随着势力逐渐壮大，便不可能事事都由他亲自决断，而这种官商一家的状况，极有可能会成为重大隐患。
如此长远的考虑，实在不便对人言，即便说出来，恐怕这三人也未必能理解，经过一番盘算，石韬问道：“对了，不知郡守府账簿上还有多少余钱？”
羊玄道老实回答道：“账面上已不足四十万钱，以及四千蹈食！”
之前因修建郡守府，流民的口粮皆出自公账，但随着郡守府建成，流民吃喝这一涤就压到了石韬私人头上，所以郡守府的账面上才能留下三十万钱及四千蹈食，正因为如此，石韬如今才会这般吃紧，甚至不得不向公款伸手。
石韬又问：“如果用郡守府的钱粮安置流民，能否支撑到秋收过后？”
这次却是李子游回答：“如果只提供流民每日口粮，或可支撑到秋收，但依照郡守之言，不但要四处购进家禽、牲畜的幼仔，还要让流民们挖水塘，如果全由郡守府出这笔费用，恐怕难以支撑到秋收之后！”
石韬点头道：“这便是我打算公私分开的原因所在，如果这笔费用完全出自公账，日后郡守府的钱粮告罄，郡守府又去哪里借钱？若无钱无粮，郡守府又如何正乘转？
到时候与其让我私人拿出钱财补贴郡守府，倒不如现在就做到公私分开……如今我以酒水之利作保，向郡守府借贷，等酒水卖出且有了进项，那时我便能将本、利一并归还官府，这样一来，官府不但不会缺钱，反而会有所盈利，这岂非一举两得？
不但如此，我还打算拿出一部分酒水之利，作为税赋，上缴给官府，这事你们可以先拟一个条陈，最后由我定夺，将来便以此作为依据收取商税……不过，其中的度，却需把握好了，既不能因税赋过高而伤及商贾之根本，又不能只装装样子!”
商业税，自古有之，而大晋主要以关卡税和市租为主，晋律明文规定：关卡和市租，各收取什一之税，加起来就是百分之二十的货值税，这是延用曹魏时期的商税标准，曹魏初期各地军阀割据，彼此之间皆为敌对关系，收取如此高的商税，原本无可厚非，但自从曹魏统一天下，百分之二十的税赋明显已不合时宜，况且此时真正的大商贾，背后皆有豪门贵胄的身影，久而久之，收取商税对各世家豪门而言便形同虚设，而仅仅只是官府盘剥小商贩的工具罢了。
郡守主动提出向官府交税，这让三人很是不解，只听过利用官身向自己家里揽财的，却没听过有人主动向官府纳税的，郡守这是打算闹哪样？
三人之中唯有李文浩双目越发透亮。
兄弟三人曾与石韬谈论过当今天下之局势，还隐晦提过一下“大展宏图”等敏感的话题，石韬虽未明确答复，态度却是极其暧昧……先是吸纳四方之财以安顿流民，现在又打算用流民来与一众土着抗衡，不愿用公家之财谋取私利，反而将酒水之利拿出一部分来上缴官府；
官府借贷并非什么稀奇事，早在西周之时便出现了官府向民间借贷的条列，但多针对普通百姓举办祭祀或婚丧之类的活动，根据不同的期限支付不同的利息，这一制度带有扶助性质，利息较低，大概在百分之五左右；商贾也能向官府借贷，但利息就很吓人了，“周礼”中记载：民之借贷者，取息二十有五；到了汉时利息有所减少，但仍属高利贷，“汉书.货值传”记载，农工商贾，大率岁万息二千，意思是借一万钱，每年就得向官府支付两千的利息，而此时仍沿用两汉时期的制度。
正因为向官府借贷利息高得吓人，而且手续也很繁杂，因此官府借贷早已沦为形式，尽管这时的民间借贷利息甚至超过官府，但仍是当下商贾最主流的借钱渠道。
而石韬专门提到官府借贷、以及商税，其中似乎有着在官府与商贾之间找到某种平衡之意，如此种种，皆表明石韬其志不小，而这一点，不正是李氏家主派三人前来辅佐石七郎的目的所在么？
李文浩试探着问道：“敢问七郎，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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