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居正给小皇帝讲过大明的政治结构,这种政治结构自古以来都是一模一样,张居正说这是郡县制的必然。
朱翊钧将大明的政治的基本特点总结为:层层发包的任务下达、预算包干的财政干预和结果导向的考核监察,这三个维度就是大明最为典型的、最为基本的政治特征。
这和大一统、集权的概念是完全相反对立的,而又具有统一性。
大明的帝制制度设计之下,离开了皇帝完全无法正常运转,因为皇帝拥有决策权、否决权、干涉权和监察权,但同样地方拥有着极其恐怖的自由裁量权,或者说是事权。
皇帝管元辅、元辅管次辅,内阁管廷臣,廷臣管六部京堂衙门,京堂衙门管天下巡抚、布政司、按察司和都司,省道一级三司使和巡抚巡按管各府,各府管各县。
这就是大明朝最典型的,下管一级,也只能管到下面一级,这就层层发包任务下达的基础。
而京堂拥有的就是人事任免权,并且现在逐渐建立以结果导向的考核监察。
你完成了朝廷派下的任务,你就升官,你完不成朝廷派下的任务,考成法给你打个下评,草榜上你就是个无能之辈,张榜填名之后,会丢官,更有可能被追查。
考成法,就是以结果为导向的考核监察制度的补充,在这之前叫京察大计,而六册一账就是预算包干的财政干预,在此之前,大明实行的是哪里有窟窿哪里堵的四面漏风记账法。
以宣府大同段长城为例,朝廷一共给了一百二十万两白银,多了是你的,少了你自己想办法,朝廷派出兵部阅视左右侍郎,对长城鼎建进行监察,你没建,建的不好,就要追责,责任到人。
如果按照这个基本政治特征去俺答封贡,就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事儿。
王崇古上奏说罢兵言和,朝廷同意了王崇古的意见,王崇古报了一个一百多万两的数儿,朝廷觉得这个买卖不亏,就预算包干财政干预,给王崇古银子,只要把这个事儿办妥了,多少都是由王崇古一人担责。
这么一看,王崇古吃了朝廷的银子,吃了北虏的马,是非常符合基本行政特征。
毕竟俺答汗的确没有再扰边了,王崇古完成了朝廷赋予他的安边任务。
账的确可以这么算,因为当时大明真的打不过俺答汗,总兵不断阵亡,出塞作战就是死,俺答汗拥有进攻的绝对优势,那么对于朝廷而言,一百万两安定边方,不是不可以接受。
账也不能这么算,因为时代在变,自从李成梁拔了古勒寨之后,大明正在逐渐恢复出塞作战的能力,再想吃朝廷的银子,朝廷可不答应了。
王崇古是什么时候不再动这笔银子的?
从他被张居正轰出了文华殿回到了宣大填补窟窿的时候,他就在尽心做事了,时间在推移,朝廷正在恢复庆赏威罚的能力,再依寇自重,那是要死人的。
张四维、吴兑、方逢时,甚至王崇古的堂弟王崇雅都不肯放弃这些到手的钱财,吃下去没有吐出来的道理。
但是在和皇帝的斗争中,族党一败涂地,这和族党把决策权完全交给了一个蠢货有极大的关系。
万历皇帝为太子从隆庆四年就开始出阁读书,朝臣们的评价很低,尤其是高拱,也是基于这个基本逻辑,不能把绝对的决策权交给蠢货,张居正则认为可以把万历皇帝培养的不那么蠢。
大明清理族党,吃了一顿夹生饭,清理晋党的最佳时机,应该是戚继光在把土蛮汗彻底赶出了大鲜卑山以东的辽东地区,让土蛮汗和俺答汗直接冲突,这样就不是一顿夹生饭了。
而由张四维主导决策,发动的大火烧宫,烧不掉皇帝也要烧掉三娘子入朝觐见之事,这是个愚蠢的决定,是不弘不毅的最终结果,对于族党而言也是一锅夹生饭。
族党还没完全准备好,没有收买大多数的官僚、收买将领、庶弁将,塑造出一种朝廷苛责族党,我们不得不反的共同认知,甚至连贪墨的银两、粮草、马匹还没有转化为战斗力。
王崇古这个亲舅舅都抛弃了族党。
因为王崇古很清楚的知道,和皇帝支持下、戚继光统领的京营,比拼战斗力增长这件事,本身就非常的愚蠢。
就族党这个以特权经济为核心凝聚力的利益共同体,就从军饷度支上,西北族党愿意给困于粮饷的军兵,哪怕是一点点的好处吗?
结果和王崇古预料的一样,张四维什么都没做到,烧死皇帝本来就很难,成功率远低于溺水,而朱翊钧最过分的就是,让三娘子在地基上觐见。
张四维带着晋党一起倒霉。
王崇古看着陈学会和三娘子投来的怀疑目光,只能以喝茶来缓和一下气氛,这钱,他拿过,隆庆五年、六年,万历元年,这钱他后来不再拿了,万历二年、三年、四年。
“后来,这钱我都没有拿了,都被张四维他们拿走了!”王崇古被目光审视,终究是有些恼羞成怒,为了自己争辩了一句。
“三娘子你既然入朝商议马价银,那就好好商议,陛下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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