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明王朝以往对圣旨的封驳权,其实在在于六部跟六科,内阁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皇帝秘书机构,并没有律法上面的行政权。
之所以会出现内阁封驳圣旨的情况,比如嘉靖时期大礼议事件,时任内阁首辅的杨廷和与世宗皇帝硬顶,连续封还皇帝下发的圣谕,其实这项权力的来源并不是阁臣或者说首辅身份,而是加衔的六部尚书身份。
就好比沈忆宸是内阁首辅,他实际上还有着兵部尚书的加衔,又好比王文同为阁臣,他身上的加衔为吏部尚书。商辂在早期入阁的加衔为正四品詹事府少詹事,但随着他担任内阁首辅,官衔就晋升为礼部尚书。
历史上内阁真正获得行政权,还得到万历年间张居正主导内阁的时期。他借助万历小皇帝不能亲政的契机,把六部以及地方送上来的奏章,由之前的通政司转给皇帝,再转给内阁来票拟。
变成了先转呈给内阁,再由通政司转呈给皇帝,直接颠倒了前后顺序,导致很多奏章需要经过张居正的批准,皇帝才能看到真实的内容。
同时张居正借着内阁起草诏书,敕命的权力,甚至直接绕过皇帝直接用内阁名义下发六部或者地方,把直接平衡的阁部之争,变成了六部成为了内阁下属执行机构。
从这一刻开始,内阁首辅才算是真正的权倾朝野。
不过哪怕就是如此,内阁首辅的权势,依旧是建立在张居正个人身上,换一个内阁首辅就明显无法做到独掌朝纲。
但是沈忆宸在离京之前,与皇帝那场谈话进行了一场政治妥协,他用内阁首辅任职期,换来了内阁首辅秉国之均的权力,从此阁臣不再需要六部官衔的加持,直接用相权就能封驳皇帝下发的旨意。
这也就是为什么,商辂拿出来的是“文渊阁印”,而不是“礼部尚书印”。
相权的独立,代表着对皇权的真正制衡。用简单粗暴方式的理解,就是皇帝可以不喜欢内阁首辅这個人,却不能否定内阁首辅决定的事情。
想要推翻内阁首辅这项决议,就得先把内阁首辅这个人换掉,然后再通过阁部大九卿的廷议,换上一个听命于自己的亲信,再下发圣旨盖上“文渊阁印”才能执行圣谕。
单单从这套流程来看,就远比之前皇帝一言堂不知道复杂许多,况且千百年来儒家官员追求的目标,就是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。
现如今好不容易做到了这一点,谁还愿意“听命”于皇帝,去换上唯命是从的内阁首辅?
愿意执行这点的官员不是“臣”,而是清朝那种“奴才”!
“商中堂,你真的要封驳圣谕吗?”
王一宁脸上写满了震惊神情,要知道有“封驳”这项权力是一回事,真正执行又是另外一回事。从律法形式确定内阁首辅秉国之均,还没到一年时间商辂就准备硬顶皇帝,是不是有些太过于强硬?
想当初工部尚书徐有贞反对皇帝公布的“内阁首辅任期制”,其实都算不上正式的封驳,更多是一种上疏表明反对,动用的并不是六部尚书权力。
商辂打算盖上“文渊阁印”,相当于公然与皇帝撕破脸皮,双方没有任何一点缓和空间。要是因此激怒了明良帝,这个临时内阁首辅位置还怎么担任,以后仕途还怎么走下去?
“当然,否则相权何用?”
商辂坚定的回应了王文一句,然后在圣谕盖上了文渊阁印,并且写了封还两字。
这个世界上能深入了解沈忆宸的人不多,商辂恰好就是其中一个,想要打破王朝三百年轮回的宿命,制衡皇权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,相权首当其中!
随着文渊阁大印落下,一直跟商辂不是一路人的阁臣王文,无比惋惜的叹了一口气。原因在于他很清楚,商辂这个行为将付出怎样的代价,公心大义战胜了精致利已。
“商中堂,其实不必如此激进,完全可以跟陛下商议一番。”
带着一种认可跟尊重心理,王文出言劝告了一句,目前圣谕只是下发到文渊阁,还没有由通政司公告天下。商辂完全可以去乾清宫面圣,请求皇帝收回成命,给双方各自一个台阶下。
“不,我必须这么做。”
面对王文的劝告,商辂摇了摇头解释道:“朝野期望求和的不仅仅是陛下,还有更为庞大的士绅阶层,他们认为一旦战事结束就能取消阶梯税制。”
“我公然封驳圣意,就是为了告诉天下人,北伐战争将坚定不移的推行下去,阶梯税制也断无取消的可能。如果连皇帝的旨意都没用,整个天下谁还能反对!”
别看商辂常日里表现的儒雅文弱,到了关键时刻那股真正的文人气节跟担当,可谓是展露无遗。自古改革变法者,皆伴随着流血牺牲,如果一定要有人为之付出代价,那么商辂希望这个人是自己。
自己倒下了,未来还有沈元辅能担当,大明依然会坚定不移的走下去!
“商中堂高义。”
王文站起身来,朝着商辂拱手鞠了一躬,不管阵营如何,人格魅力这一点是无法阻挡的。难怪沈忆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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