年八月，杨涟被严刑拷打，惨死诏狱，同时被严刑拷打的还有左光斗、袁化中、魏大中、周朝瑞、顾大章等五人，合称东林六君子。
且不论东林党是个什么存在，单说这六人，骨头那是真的硬，被生生折磨了几个月，硬是不投降，最后惨死狱中。
杨涟等人死后，魏忠贤兀自没有解气，开始追查万历年间京察旧案，也就是翻旧账，翻着翻着就把尚书李三才、顾宪成等人翻掉官职，罢官归乡。
没错，这俩也是东林党，甚至是东林党的最主要人员，尤其是顾宪成，东林党就是他组织起来的。
顾宪成在万历年间被朱翊钧罢官后，回到家乡出资修复了宋朝时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。
随后开院讲学，讲学的闲暇时间里，这些人谈论、讽刺朝政，肆意评价朝廷官员，论申时行、王锡爵等人如何如何，这种言论被称为清议，颇有魏晋时期文人墨客的清谈之风。
……俗称吹牛不打草稿，反正他们又不在其位，自然是随便吹牛了，认为哪个大臣干了哪件事干得不好，自己上去会如何如何的……说的人永远比做的人能吹！
但没办法，当时的人就吃这一套，甚至于民间妓院的妓女都以清议为荣，而这股风气的兴起却要追溯到正德年间的名人王阳明身上。
王阳明就爱讲学，他认为人人都可以成圣人，只要知行合一，只要致于良知……他做得到，但别人却很难。
因为他一死，他的弟子们就因为心学吵闹起来，并分裂成几个学派，比如著名的泰州学派。
这些人依旧热爱讲学，在民间掀起一股不为封建社会所待见的风气——批判皇帝，把皇帝视做世界上最大的毒瘤。
这股风气你很难说是错误的，但问题是当时的明朝根本承受不住这股风气的冲击，更甚至，这股风气吹着吹着就吹歪了，成为了东林党的清议。
心学讲的是知行合一，理论和实践要结合起来，东林讲的却仅仅是理论，好吹牛，爱议论时事，口若悬河，实无一策！
张口满是仁义道德，闭嘴干着男盗女娼，重礼法，喊道德，却将百姓当牛马，男的为奴女为娼。
让男子世世作农奴，女子裹上小脚称瘦马，六旬老狗公然娶二八少女，嘴上道德不断，天天狎妓喝花酒。
最变态的当属拿那些裹了小脚的女人的绣鞋当酒杯，一边玩游戏，一边喝花酒……十足的重口味。
而这种风气，不仅在朝堂，在士大夫阶级，甚至于传遍民间，江南那些富贵公子哥，男的涂脂抹粉当娘炮，女的穿堂入室谈时政，情色大行其道。
乱，非常乱，但却又不是全都如此乱，比如王夫之、顾炎武、黄宗羲、李贽等人，虽然也有当时那些士大夫的臭毛病，却也在认真思考社会的变化，封建帝制的危害，皇帝是毒瘤的说法就是他们提出来的。
同时，他们还在积极学习海外事物，徐光启在研究几何，方以智在研究物理，孙元化在思考火炮的铸造，毕懋康在改造火枪……
或许，当这种风气能一直进行下去，思想大爆炸，无数智慧碰撞后会有一个好的结果。
奈何，当时的明朝外有后金威胁、西南动乱，内有农民起义，士大夫清议治国……简而言之，衰老的明朝压根经不起这种折腾，于是明朝没了。
新兴的大顺担不起世人的希望，只如昙花一般一闪而逝，留下的是残破的山河，八旗入关。
剃发易服，群起反抗，这些少量的思想家们也不思考了，纷纷走出家宅，弃笔从戎，抗击清军。
然后呢？十八年抗争，因为当权者的种种离谱操作，被清军一路从江北推到江南，从江南推到西南，推灭了南明，又推灭了明郑。
史可法、阎应元、黄得功、何腾蛟、瞿式耕、文安之、李定国、郑成功、张煌言、夏完淳、张名振、李来亨……
这些人都是毫无疑问的硬汉子，但种种操作却都看得人想吐血，比如史可法守扬州，何腾蛟守湖南，郑成功迟滞于南京城外。
亡国还在内斗，能说点他们什么？郑芝龙天真蠢材，孙可望权欲熏心，衍圣公铁骨铮铮、钱谦益头皮甚痒……
南明史专治高血压，从来不是一句空话，乱世之中，忠臣不等于能臣，名士不等于骨气。
千年世家如狗屎，海盗单纯得像傻子，皇帝胆小怕事，武将各自为战，普通人就连像狗一样活下去都做不到。
有骨气的都得死，有礼义廉耻的都得死，软骨虫长命百岁，大汉奸荣华富贵，文明被践踏，人人争当包衣奴才。
血性被打压，思想被禁锢，满朝高呼圣天子，殿上猪狗做公卿，丑得昂首挺胸，跪得大义凛然，谁见了不得高血压?
此情此景，只让人想大喊一声，真尼玛卧艹！
…………
说回天启朝，天启五年八月，魏忠贤对全国各地的东林书院动手了，各地讲学清谈的东林书院被捣毁，东林党人被抓捕。
这一年，兵败辽东的熊廷弼也因为和东林党有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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