广宁失陷、浑河血战、辽东危急、西南大乱,白莲造反,朝廷党争,这种种事件似乎都在映照一件事,明朝,气数将近。
而这种种大事件中,又尤以后金的威胁最大,明朝在罢免了熊廷弼、王化贞后,于天启二年,正式派帝师孙承宗赶赴山海关督师,经略辽东。
数年间,孙承宗、袁可立,一个主持山海关防务,一个主持登莱战区作战,先后收复金州卫、盖州卫等辽南四卫,并成功策反努尔哈赤麾下汉将刘兴祚,也叫刘爱塔。
刘兴祚,辽东开原人,开原失陷后,进入后金,有人认为刘兴祚是努尔哈赤的女婿,这个却是真假难辨,只知道他在后金汉人中的地位大致可以排到前三。
与他同等地位的似乎只有汉奸李永芳,佟养性两人,他是被划分到努尔哈赤次子代善旗下的汉将。
而他之所以拥有这么高的地位还要逃回明朝,很大原因是因为努尔哈赤对汉人的残酷种族压迫。
辽东这块地方,虽然是女真人的聚集地,但女真人的比重却远远不如汉人,就算努尔哈赤统合了各部女真,人数也远不及汉人。
甚至于,在努尔哈赤之前,女真族也从来跟勇猛善战这四个字扯不上关系,就拿明朝对蒙古、女真的悬赏来说,杀一个蒙古士兵的赏银大概是杀一个女真士兵的一倍以上。
这原因也很简单,蒙古毕竟是曾经入主过中原的民族,他们曾经辉煌时远征西方,打遍亚欧无敌手,文治虽然差劲,军事却自有一套体系。
哪怕后来被明朝打回部落形式,也依旧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,至于女真,上一次辉煌还是金国时期,已经隔了几百年了,连自己的语言都没有,被蒙古打崩后就回归渔猎生活了。
几百年前就在白山黑水待着,辉煌一段时间后继续回白山黑水,文化这个东西,不能说没有,只能说不多。
也因此,在努尔哈赤兴起,创建八旗军制后,虽然战力强劲,但没文化的认知却是深入骨髓,连语言都是依蒙文创造的。欞魊尛裞
对于辽东几百万汉人,虽说已经归属于女真统治,但努尔哈赤却完全不能放心,他不允许汉人手持兵器,不许汉人触碰火器。
让汉人归属八旗兵丁为奴,称包衣奴才,或者投入农庄,成为农奴,同时还要剃发易服,以示与明朝划清界限。
至于刘兴祚、李永芳等人,一个是因为努尔哈赤需要人才为他治理地方,一个是出于对辽东汉人的安抚。
李永芳对此自然是非常乐意,因为他虽然是汉人,但却并不会把那些受苦的汉人当做同胞,而仅仅是奴隶,是包衣,所以他不会愤怒,甚至于有点享受。
刘兴祚则不同,他读过几本书,知道有种东西叫礼义廉耻,他反感努尔哈赤对汉人的屠杀,反感剃发易服,他还有基本的良心。
所以,在天启年间,他积极联络明朝大臣,献城反正,同时联络女真内部被欺压的海西女真族人,共同反正。
事情没成,泄露了,皇太极上位后,撤了他的职务,让他闲住,于是他干脆诈死,与弟弟一起逃往东江镇毛文龙麾下,最后为明朝战死沙场。
一个深受努尔哈赤信任的汉将,为什么逃离后金,投入明朝?
背后的原因不是利益,不是名利,而是因为民族压迫,更确切的说是努尔哈赤晚年对于汉人越来越残酷的压迫造成的。
早年的努尔哈赤同样屠城,但他学的是元朝那一套,投降的不屠,投降的才搞屠杀,投降的汉人虽然要剃发易服,但那时候还不至于沦落为奴隶。
到努尔哈赤晚年却坏了,或许是人之将死,努尔哈赤的脾气越来越暴躁,杀性也越来越大,同时因为粮食不足的问题,先杀汉人贫民,后杀汉人富户,只想保住他女真人的生存。
就连女真内部,也有建州、海西之分,可以说,努尔哈赤晚年,后金政权正在走向分裂,若非继任的皇太极手腕强硬,后金也不过是个昙花一现的少数民族政权,而绝不会有近三百年的清朝。
说回正题,因为孙承宗、袁可立在辽东、登莱经营,明朝的边关防务逐渐稳定,于是明朝内部又开始闹幺蛾子了。
魏忠贤的阉党与叶向高、杨涟等人的东林党矛盾激化,开始生死斗争。
天启四年六月,时任督察院左副都御史的杨涟上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,东林党人也陆续上奏加入讨伐。
但天启皇帝朱由校却一概置之不理,想想也是,自己用得顺手的刀子,在没用脏之前,谁舍得换掉?
因此,奏章递上去后,魏忠贤没事,东林党却有事了,魏忠贤很愤怒,在自己掌握着东厂、锦衣卫的时候,究竟谁给这些东林党人的胆子,居然敢上奏毁他,二十四条大罪,不愧是读书人啊,就是会整花活。
魏忠贤整不来这些花活,他只会杀人、捞钱,当把趁手的刀子,简而言之,手段非常粗暴。
同年十月,报复来了,吏部侍郎陈于廷、副都御史杨涟、佥都御史左光斗被削去官职下入诏狱。
天启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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