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父皇要想带领大唐走向盛世，成就千古一帝的伟业，就离不开大量人才的辅佐，而且这些人才不能只会之乎者的儒家子弟，而是进士、明经、算学……合为一体的全方位的人才，只有这样的人才，才能治好大唐，成为大唐的中流砥柱！”
“而这样人才的官员，目前的大唐少之又少，因为这样的官员往往要经过几十年的基层锤炼才能养成，所以即便这样官员出现了些许的渎职罪行，也要轻拿轻放，等闲不会将其按律治罪，因为再培养出来一个这样的官员实在是太过麻烦……
而若是科举中加入算学等杂学，即便这些学子不想学习这些杂学，当为了做官，也不得不学习，如此一来各类精通杂学的人才将会成批出现，真到了那个时候，父皇统治下的大唐离盛世就不远了！”李恪侃侃而谈道。
带领大唐迈入盛世，成就千古一帝，李恪又狠狠的击中了李世民的软肋。
李世民是经历了无数次战场上的刀光剑影，经历了无数次兄弟间的尔虞我诈，经历了无数次亲生父亲的厚此薄彼，最终李世民逼不得已，退无可退，才通过血腥手段接过了大唐权力的大棒。
李世民虽然坐上了皇帝的宝座，但他这个皇位是通过杀兄弑弟逼父得来的，因此他得位不正，被天下士人所诟病。
天地苍茫，繁华万千，人生世间，行走红尘，看似千般所求，究其根本，不过为了两个字——名利。
生在尘世，能有几人，不为名利而行？不为名利而奔？不为名利而累？虽有淡泊人，但终究是凤毛麟角。
名和利总有一项是世人所求，有人好利不好名，有人好名不好利，当然也有人名利都好。
李世民作为帝王，整个天下都是他的，所以他不好利，只好名。
李世民不想背着杀兄弑弟的骂名遗臭万年，他想名垂千古，与秦皇汉武并肩，所以他虚怀纳谏废寝忘食的想把大唐治理好，想将大唐带入盛世，超越秦汉，以此向天下人证明他李世民不必任何人差，是天选之子，当皇帝乃是众望所归。
所以李世民当听闻杂学可以有助于他成就千古一帝的伟业时，他便动心了。
但儒家会让杂学冒头吗，李世民表示很怀疑。
李世民皱眉道：“恪儿你的想法虽然不错，但儒家会让你如愿以偿吗？有什么办法既能有效的发展杂家，还能让儒家不反感？”
“办法也不是没有！”李恪微笑道。
“什么办法？”李世民急道。
“学习法家！”李恪斩钉截铁道。
“学习法家？”李世民疑惑道。
“对，学习法家，放低姿态依附儒家，儒家就会有如同默许法家一样，默许甚至是支持杂学的发展…”李恪信心满满道。
李世民闻言，思索片刻便明白了，接着微笑的点了点头。
天下尊儒，儒家乃是帝王统治的根基，但是历朝历代的帝王也好、儒家学者也罢，都认识到单单依靠儒家是治理不好国家的。
儒家将民意为天、以德配天的观念发展民本和仁政的政治思想体系，强调“立君为民”、“民为邦本”、“民贵君轻”、“仁民爱民”等重要政治原则，表现出人民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。
希望能够通过民本的政治原则而限制君主的政治权力，最终能够顺应和表达“民意”。
甚至还继承了西周之时的“以德配天”的思想，提出让君主仿效三代的“圣王”，让帝王和士人成为“君子”。总之，这是要求统治阶层自上而下地自觉追求圣贤、君子化的道德理想人格，最终实现“敬天保民”、“仁民爱民”的国家治理目标。
然而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却很骨感，让一个社会完全以道德作为行事准则，这显然太过于理想化，完全行不通。
所以，当儒家认识到自身的问题，法家又不得不在儒家独尊天下的大势当中委曲求全，两者相互接触，瞬间便勾搭在一起……
从汉武帝时候开始便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儒家成为国家的统治学说，但实际上，中国制度与思想的最顶层都一直是外儒内法。
我们知道法家的老祖宗是韩非与李斯，但其实他俩都是儒学大师荀子的弟子，他们虽然没有继承荀子的儒学遗志，却另辟蹊径将儒学里的另一面发扬光大，儒法之别，一墙之隔，存乎一心，性善即儒，性恶即法。
李斯与韩非在思想上不信任儒学的原因在于他们发现了一个秘密，那就是人的本质不是性善，而是恶的，统治者如果只依照道德主义，鼓吹善良品质，最终只会身死国灭，沦为笑话。
所以中国的治国之道，从来都是外儒内法，儒法相济，儒家重在人治，而法家落于法治，这两者不可偏废，相辅相成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，也是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保证。
而且儒家的徒子徒孙并不是迂腐书生，只会瞪着眼睛摇头晃脑死读书，他们中的聪明人，很早就明白了这一点，儒家最讲仁政，但孟子曾说，徒善不足以为政，徒法不能以自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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