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住的地方说是宾馆，但却和传统意义上的宾馆差距太大了。我和阿曾住的屋子没有空调，只有十多平的屋子里放着两张木板床。虽然现在已经到了九月，并不是最热的时节，但这里如果想要安然入睡，还是必须要在睡前冲个冷水澡。即使如此，半夜也可能会被蚊虫咬醒。
可我和阿曾都并不觉得苦。
安顿好住宿以后的第二天，我和阿曾就去找工作了。对于一个没有学历的少年来讲，合适的机会并不多。而更何况，我和阿曾只有十六岁。很少有正规的企业敢用不满十八岁的人工作。
我和阿曾找了三天工作，我们都没有找到雇主。
最早我和阿曾就在小区里转，小区里有一些餐饮和宾馆之类的地方。但一听我和阿曾都不满十八，便会立即拒绝。
再然后我和阿曾的搜索目标扩大到了方圆一公里外的大街小巷。我俩像乞者一样挨门挨店地问。成果还是有的，就是蓟门里周围的所有店铺都知道有两个少年在找工作。
至于适合什么工作，这俩人自己也并不清楚。而最终找到工作没有......那是一个更复杂的话题。
这样找了一个礼拜的工作，我和阿曾的心都有些慌乱了。
每天的住宿费是八十，吃饭最便宜也要三四十。十多天就要花一千多，这么下午口袋很快就会见底。而且，单调地日复一日顶着太阳找工作而没有结果，很能消磨人的斗志。
我和阿曾垂头丧气地走在小区门口的过街天桥上，浑身都是汗水和油腻。午饭没吃，又累又饿。
外面的午饭太贵，只有小区里面的几个小饭店稍微便宜点。短短几天，我和阿曾养成了习惯，每天中午不吃饭，晚上回小区吃。
“阿曾，怎么办，找不到工作啊。”我站在天桥，望着桥下的车水马龙说。
阿曾脸上露出迟疑的神色。找不到工作的唯一好处就是心理强大如阿曾也没信心重复那句“奶奶说.....”了。
“要不，我们再找几天工作，等钱花光还找不到工作，咱来就回去？”阿曾试探的语气对我说。我知道他怕我生气。
可我哪里还有力气发脾气。社会是最好的老师，天天吃几十次闭门羹，再大的脾气也会变得温顺如绵羊。
我只是轻轻摇摇头：“阿曾，我觉得那样太丢人了。”在北京的十几天，从不主动给我打电话的父亲给我打了次电话。他只简单问了我几句吃住，然后问我找到工作没有。当我说没有的时候，他说，要让生活治治我这想一出是一出的毛病。
我的毛病我意识到了。可有些事情，他并不知道。例如林阳。
我想法和父亲不同。虽然有些路很难走，但既然已经走了，不妨再试着走下去。可能天下并没有什么平坦的路，也许前几步难走的路，后面反而更好走也未必。
“阿曾，今天我们走了几家店铺了？”我问阿曾。
“二十四家。”阿曾说。每被拒绝一次，阿曾就会在手机上记一个数字。已经有两百多家店铺拒绝我俩了。
“阿曾，今天我要再试第二十五次。走，你跟我来。”我对阿曾说。
天桥底下有个卖花的店铺。
这个花店我们来过，也天天路过。卖花的是个四十多岁的阿姨。她对我们说她店铺规模小，不需要雇店员。
这个店铺很冷清，门面很不显眼，所以也没几个人进来。偶然进来一两个人，大多也是小区附近的老顾客。
我再次走进了这个曾经拒绝过我的花店。店主人正在精心修剪着自己喜欢的花。
“姐，你好。”我对店主说。
我的称呼把店主人瞬间逗乐了：“你这孩子，我都可以当你妈妈了，你叫我姐啊。”
“大姐......”我调整了一下自己的称呼：“您看着很年轻的。我想和您再商量一下，我想在您这里打工。”
“哎，我都说过了我这里不需要用人的。”店主人的回答和前几天并没有什么不同。
我走到花店的一个角落，那里有几束玫瑰，还有几束百合。
“姐，您看您这花在这里摆着，也没几个人进来买。这样，我去天桥上给您卖花，我不要底薪，卖了花您给我提成就行。”
店主人看着那些花，因为长时间没人买，那些花有的已经变得略蔫。店主脸上露出一丝犹豫：
“行，那你试试吧。先说好，我店小，可给你开不起固定工资。还有啊，你别叫我姐了，叫的我特别别扭。我姓方，你叫我方阿姨好了。”
“行，方阿姨。”我开心地说。然后我看了看身后的阿曾：“我还有个同伴。”
“你俩想卖就一起卖吧。”方阿姨说。
就这样，我和阿曾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。没有底薪，只有提成的工作。可能很多人觉得它微不足道，我和阿曾却异常珍惜。
天桥上多了我和阿曾的身影，两个男孩在天桥上冲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卖花。有的人会看着瘦弱的我偶尔买一支，有的人会看到木讷的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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