崇祯和大臣关于南迁的争论，崇祯想南迁的，但要面子希望大臣们提出来，结果大臣们知道怕承担责任就不提。明末真是一帮亡国之臣，当时的情况南迁的战略是必须的，一帮大臣，这点紧迫的局势都不顾，还在那算计着自己的算盘，就没有个一个经世之才敢于舍弃一切鸡毛算盘，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，迎合崇祯要面子的性格去南迁吗！
最后崇祯被气的半死，谁也没有拿出一个好的主意来，这南迁之事又被搁置一旁无人提起。
你崇祯不着急有人可等不急了，大顺皇帝李自成已经站稳西北，早就窥视北京城，只是这一时段在调整内部结构，在人事上有所变化，并制定了一些法律法规。好几十万大军，还有那么多的官武将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没有五音,难正六律，不制定法规一盘散沙那还得了。举个例子，李自成号令百万起义军“有一马傀()行列者斩之，马踏人田苗者斩之”，军纪严明，无犯百姓。这就效仿三国时期的曹操。
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三国典故；建安三年曹操率兵征缴张绣之时，恰逢麦熟路过一片麦地，于是下令“三军将士过麦田凡有践踏者斩首”以严明军纪，就在其下令不久，没想到自己的坐骑却因飞鸟突降而惊恐逃窜，紧勒慢勒之际已经塌毁了一大片麦田，看着被自己宝马踏过的麦田，面对自己刚刚颁布的“军令”，曹操的窘态面对三军将士的尴尬可想而知，即使如此，孟德还假惺惺的追问行军主簿：“我马踏麦田应治何罪？”。识时务、明事理的主簿大人的回是：“丞相岂可论罪”！这时候的曹操竟然义正言辞的回答道：“我知法犯法如不治罪，何以服众”。就在曹操拔剑要治自己“马踏麦田之罪”的时候，众人诚惶诚恐的想方设法的拦截起了曹丞相的“拔剑自刎”的义举，谋士郭嘉进言：“古者《春秋》之义法不加于尊，丞相统帅大军岂可自戕。”面对众人的苦苦哀求郭嘉的“金玉良言”，表面上要大义凌然要取义成仁的曹丞相，有了台阶下一句“姑且免死”找回了面子，后来那绺头发了事。
咱们言归正，同年的二月，李自成督领百万大军由龙门过黄河，破汾州，徇河曲、静乐，一举攻取太原。一路过关斩将所向披靡，挥戈北京。
这一消息有快马飞报朝廷，此事可真就急坏了崇祯，马上召集会议商量如何退敌，这可不行，贼兵都打到家门口来了，在不玩真格的怕是悔之晚矣！
在会议上崇祯首先发言，强调了失态的紧迫性与危机感，希望大家踊跃发言不得在互相拆台使花样挤兑。
头一个发言的是吏科给事中吴麟徵，这哥们强烈建议调吴三桂麾下的关宁铁骑赴山西协防，只要关宁铁骑一来什么问题都不叫问题。
此议刚提出，就遭到内阁首辅陈演的拒绝，陈演善于勾结内臣，陈演才质平庸且为人刻薄,为官期间大肆排除异己,公报私仇,欺瞒崇祯。崇祯十三年四月从内侍口中暗中得知次日崇祯要问的问题，第二天对答如流，崇祯大喜,当即升至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,进入内阁。从此飞黄腾达,十五年山东平叛有功任户部尚书、武英殿大学士。期间曾因被弹劾辞官,崇祯不允,十六年,首辅周延儒被罢免，陈演接替其为内阁首辅。崇祯倒霉就倒他手里了。
陈演大放厥词道：“调离关外的离吴三桂所部，意味着放弃山海关外的大片领土。常言道，祖宗之地不可弃。”好吗，他这一句话不要紧，一棒子削趴下一片。无论是陈演，还是崇祯或是其他众臣子都不愿意承担“弃地”的责任。万般无奈之下崇祯只能祭出自己想对策。
崇祯帝判断，李自成的军队渡过黄河，进入山西境内后，“必不犯天下重兵处（大同、宣府）以入。于是命辅臣（李建泰）统禁旅出保定，而朝廷之忧则在保定，不在宣大”。此外崇祯帝认为，即使保定失守，他还可以调遣宣府、大同、宁远等地的边地精兵以援畿辅；同时再征召天下兵马勤王，对李自成的起义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。于是崇祯帝任命内阁大学士李建泰为督师，“代朕亲征”，于1月26日为他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出征仪式。
崇祯帝明显低估了李自成这个对手。作为起义军的领袖，李自成虽然农民出身，但经过十几年战争洗礼，他的军事素养远远高于从未上过战场的崇祯。渡过黄河后，李自成将东征大军分为两路，自己亲率主力攻取山西中部、北部；另一路他派遣刘芳亮率左营数万人，攻取山西南部以及河南中部、北部一带，然后在向北进军河北中部、山东东部地区，彻底切断崇祯南迁之路。
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领大军攻陷居庸关，大顺兵将领刘宗敏于雪地展开猛烈攻关，唐通出关奋力血战11日，三月十一日居庸关监军太监杜之秩先行开关献降，导致唐通攻守失据，随之战败被俘，京师震动。
后来北京城外围据点相继被大顺军攻陷，兵锋直指北京城，明廷震惊，崇祯帝下达作战命令，死守北京城，想像当年于谦那样打一场北京保卫战以击退大顺军，但他不知道他手下的明军以非当年于谦统率的明军。
崇祯帝绝望之际有大臣提醒崇祯，大明朝还有一支劲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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