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少，城外的胡骑实力又太过强横，城中青壮往往隐匿逃避，温令哀怜民力，又不忍心加以刑罚，所以介休武备就一直处于聚而易散，散而难聚的尴尬境地—不是这次胡骑围城甚急，只怕连这二十余个临时的守城曹卒都拼凑不齐。”
“大章，不要再说了。”温如新满面颓然地叫着韩奎的表字，心灰意懒地说道：“刘司马问得对，老朽也经弛质问自己，为什么老朽执守十余年，介休还是会落得个胡骑逼于城下的结局？这次从离石求援回来的路上，老朽走了一路，也想了一路，却终究没有想出一个头绪来。”
“或许就是因为像你说的那样，十余年来，老朽未尝一日不想着要振兴武备，从而消磨了那颗孜孜于仁治的心吧。”温如新长叹了一口气，黯然道：“郝散之乱，因由是谷远令贾曾贪暴不法；关中祸事，传言乃赵王伦纵人索贿，可怜我温如新自诩以道德文章立身于世，结果却落得个治下之民揭竿而起的可悲下场。”
“温令不可如此妄自菲薄，”韩奎在一旁焦急地分辨道：“胡人性气贪婪，凶悍不仁，财狼之心与鸟兽无异，这样的人怎么能称为治下之民？他们之所以祸乱介休，完全是因为其好乱乐祸的本性使然，与温令的道德品性全无半点关系！”
“恕我直言，温令的治政并没有什么大错，胡乱频仍的根本原因，乃在韩尉和温令对胡人的认知之上。”刘越伸手指着自己的手掌，不急不慢地说道：“我听说过一句俗语，叫做手心手背都是肉，晋人，华夏也；胡人，夷狄也，两者就是一只手上的手心和手背。何为华夏？何为夷狄？究其根本，不在衣服体态面目上，也不在习俗言语饮食上，而是在文化礼仪和认同上。”
“春秋时，楚国曾自称蛮夷，其后文明日进，中原诸侯与之会盟，则不复以蛮夷视之；而郑国本为诸夏，因行为不合义礼，亦被视之为夷狄※以，以身出异域而分辨华夷，以心性禀赋而割裂华夷都是错误的看法。古人云：四夷之民有慕中华之仁义忠信者，虽身出异域，能驰心于华，吾不谓之夷矣⌒国之民有忘弃仁义忠信者，虽身出于华，反窜心于夷，吾不谓之华矣。”
“唯有认识到华夷可变这一点，才能正确地施以仁治。胡人迁于关内与晋人杂居，若他们因困穷而依附我们，我们在疏远和防备他们的同时也必须怜悯和鲍他们的生命，不能乘机为谋取利益而肆意欺凌、使役、残害他们，汉朝放纵兵吏践踏蹂躏西羌而羌人为祸不断就是教训；但如果他们劫掠残害我们，而我们捕杀他们，那么杀得再多不损害我们的仁义。”
“我们修整武备的目的，乃在防害民之贼，何为害民之贼？贪婪残暴、横行不法、好乱乐祸、巧取豪夺之辈，都是害民之贼。晋人中有此恶行者，谓之害民之贼，不能因其是晋人而认同其恶；胡人中由此恶行者，谓之害民之贼，但并不能因为此而归恶于所有胡人。除此之外，只要有心向善之人，不论华夷，都是我们的编户之民，都是我们治下的良善百姓。”
“而介休县自令长以下都不加区别地认为胡人凶狠残暴，于是千方百计防备他们、孤立他们，只要有条件就欺压他们、侮辱他们，这样一来，胡人中的良善无处立足，胡汉间的对立也将日益激烈＄果我们能接纳良善，同心去恶，那么为恶的胡人将会变得无所依托，自然就慢慢磨灭了，而良善的胡人也会被晋人所接纳，自然也就慢慢同化了♀样下来，我们还会要的胡人的骚乱吗？”
温如新目瞪口呆地看着刘越口若悬河地娓娓而谈，好不容易等到他把话说完，这个白发苍苍的老年县令激动地一拍手，慨然叹息道：“尹公度真神仙中人也！‘卓尔不群’四字考语可谓贴切至极≡老朽观之，刘司马此论堪称谋国之言，非无双国士不能明之！”
刘越羞赧地朝温如新拱了拱手，谦恭地垂头默然不语。华夷之辨嘛，这是自先秦至于明清以来无数学者潜心以论的伟大话题。
古人区辨华夏或是夷狄，主要经历了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”、“天子有道，守在四夷”的血缘和地缘考量；“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”，“夷狄而中国也，则中国之”的文化和文明考量。后论虽比之前有所进步，但其根源仍在于华夏正统，只不过这个正统发展到了可以纳蛮夷而入华夏的境界，不再将华夏之防局限在了血缘和地缘上了而已。
到了宋、明以后，胡人入主中原，华夷之辨打破了“中国之主”的文明界限，发展成了“今日能用士，而能行中国之道，则中国之主”的功利之论，为夷狄统治中国提供了理论依据。
到了明朝，士大夫们继承了以文化来划分华夷的传统理论，但却将目光投向了更为广袤的天地之中，著名学者王夫之就曾经提出过一个疯狂的想法，他认为在极远古时代，当中国处于混沌野蛮的时候，叶的别处却在文明状态←认为华夷之别是相对的，不应当仅仅看成是中国与蛮夷之别，更应该看成是文明与野蛮之别，这就将华夷之辨推向了更加悠远的境界。
但刘越更倾向于用华夏正统论来区辨华夷之防，在他看来，这一论断并不将夷狄孤立在华夏之外，但又坚定地维护了华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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